新政、清查隐户、隐田的功劳，但淮安、海陵两府这几年来新垦、新围田亩确数也将近两百五十万亩，这绝大多数都是新安置流户做出的贡献。淮东此时已能从新垦、新围的田亩里，或间接或直接为淮东提供约五十万石米粮的税赋收入。

　　而此前海陵、淮东两府上缴郡司的正赋，折合米粮甚至还达不到五十万石这个数字。

　　而大量流户的涌入，更为淮东在崇州、鹤城等地较集中的工坊提供大量的、也是必须的劳动力——使得淮安、海陵两府诸县的城坊户从此前的两万有余猛增到超过十万户。

　　即使不算淮东军司所直辖的工场，淮安所控制区域内新增加的工矿、市泊等税及厘金的收入，隐然有追赶田赋的趋势。

　　即使不考虑招募兵马的兵员问题，仅从税收角度去看，人口也是最重要的、最核心的资源。燕胡兵势强盛，淮东要暂避锋芒，但是能带走的资源，绝不应该给燕胡多留一分。

　　高宗庭又与赵虎商议了许多，除了丁壮外，还要从周围地区尽可能赎卖耕牛、骡马，买进登州城宰了吃肉，也能进一步削弱登州地区的农耕潜力。

　　至于招募及赎买的花销，也无需淮东掏钱。

　　柳叶飞治军不行，理政、贪财倒有一手，登州府库以及抄没柳叶飞及其心腹家财，仅金银就有三十余万两——这笔银子眼下还有元知兴等官员盯着，元知兴等官员都是朝廷正经科举出身，南撤后在仕途上还有出头，自然会忠于朝廷，所以这笔银子要不能在登州就紧急花销掉，江宁要跟淮东算细账，还真没有借口将这笔银子占下来。

　　津海粮道未兴起之前，登州是北方沿海海贸最为聚集的海港重地。山东沿海也有大片的盐场，在登州、即墨都设有盐铁司衙门，登州也是盐商聚居地之一。就此两点，就使得登州城里的巨贾豪富甚众。

　　大军过处，最喜欢打劫的，除了他们之外，就没有旁人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即使有田宅在登州，能南撤是绝不敢轻易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留下来的。

　　但很显然，高宗庭也没有让他们舒舒服服南撤的意思——第一个十数万人南撤的庞大开销他们要认捐，第二个，淮东钱庄银根一直吃紧，需要不断的募集本金，登州富贾自然是不容错过的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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