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权神授的观点。

　　为了保障变法的实施，王安石极力加强君主的权力，在《尚书新义》中王安石沿袭了董仲舒君权神授的说法称“有极之所在，吾安所取正？取正于天而已。我取正于天，则民取正于我。道之本出于天，其在我为德；皇极，我于庶民所同然也，故我训于帝，则民训于我矣”。意为君主受命于天，需要服从天的意志，而百姓则要臣服于君主的意志。

　　这种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。大宋自立国以来，推崇的都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治了一百多年，北方的契丹、西北的党项、西南的交趾，让大宋疲于应付。到这个时候，文彦博还在说：“非与百姓治天下，与士大夫治天下也！”在这么治下去，就等着翘辫子吧！

　　故而王安石主张加强皇权，由皇帝乾纲独断，推行新法，富国强兵。但是士大夫们肯定不会这么想，故而对王安石的学说和变法的措施加以抵制，不得已王安石准备利用自己的学说选拔人才，帮助自己变法。

　　当然这也是王安石最为人诟病的一点，因为王安石任用小人这一点不管是在当时，还是现在也都是颇为大家所诟病的。大家都认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，任用幸进小人，导致新法失败。最典型的小人，就是如今坐在眼前的吕惠卿，他被认为是大奸巨恶，为新旧两党都不容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赵佶才问道：“以计相之见，荆公之法何以不能推行？”

　　问及这个问题，吕惠卿有些失落的说道：“非是荆公之法不能推行。当时上不能得太后之信，下不能结百僚之拥，荆公又急于用事，以报神宗。所行之法，过于操切，对于其中一些弊端，也不能及时纠正。所托非人，蒙蔽视听，是以新法之利未见而新法之弊已深，徒唤奈何！”

　　作为新党里能力极强的人，吕惠卿的反水绝不仅仅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，而是已经对新法和所谓变法失去信心了。虽然吕惠卿人品不好，但是吕惠卿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在王安石罢相后，遍发书信给各监司、郡守，让他们上书陈述利害向神宗皇帝施压，然后从容地请求皇帝下诏，表明始终不因官吏违法而废除新法。因此，王安石新法得到更坚决地推行。

　　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可以这么说，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，但是并没有背叛新法。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州县，吕惠卿都是新法最坚决的贯彻者。

　　在吕惠卿任职参知政事期间，继续推动新法的进行，不仅废罢了制科，还保证了市易法的继续推行。两次灾荒(1073-1074年)期间，吕惠卿等变法派在汴京粜卖了数以万石计的粮食，稳定了京师居民的生活。尤其是在河北、江浙等为地区，利用贮的青苗钱米，募集受灾农民兴建水利和从事其他工役，度过灾荒。

　　吕惠卿守边时，推广了置将法等新法，并改变了许多现象--"陕西缘边汉蕃兵各自为军，每战则以蕃部为先锋，而汉兵城守，伺便乃出战。惠卿始合之为一，先搜补守兵而出其选以战，随屯置将，具条约上之。"吕惠卿守边期间还在元丰八年(1085年)和绍圣三年(1096年)取得了两次大的胜利。

　　赵佶看着这位佝偻的老臣，问道：“吾欲以荆公陪祀孔庙，计相以为何如？”

　　吕惠卿跪伏在地上说道：“官家圣见，臣不胜感激！”

　　赵佶说道：“还是由计相上劄子，吾来批准。也令天子知之！”

　　吕惠卿不再言语，只是流着眼泪向赵佶行了大礼，然后拜辞而去。赵佶知道，士大夫们谁不在乎身后之名？吕惠卿说是不在乎，其实对自己当年的行为，是深感愧疚的。赵佶让吕惠卿上劄子为王安石请陪祀，也是给吕惠卿洗刷自己恶名的机会，毕竟当年更多的政见之争。

　　而今赵佶要用吕惠卿，还是要为这位老臣消除心中的芥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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