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大宋的经筵制度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很多时候，经筵也是官家了解外面情况的一个途径。
尤其是元丰改制后，侍读、侍讲、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.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,主要有以下原因:一是经筵官身为"帝师",必须由学问好、有声望、有地位的名儒硕士(多为进士出身)担任;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,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,就常成为经筵兼官;台谏官充经筵讲官已经成为定例。
选任经筵讲官一样要平衡各方势力。毕竟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既然开经筵日讲已经是必然的，那么这个经筵日讲就得按照赵佶的意思来，本官家可不是给你们当学生来了。
赵佶说道：“诸卿可再荐几位博学多才之士，以备咨询顾问。”
苏辙这才说道：“官家，臣荐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，并兼史馆编修、实录检讨官晁补之，端方正直，正声直言，器识渊深，可以为官家备位咨询。”
赵佶想了一会才记起这位是谁，苏门四学士之一，苏轼称其文博辩隽伟，绝人远甚，必显于世。晁补之还是个神童，27岁时举进士，试开封及礼部别院，皆第一。神宗阅其文曰：‘是深于经术者，可革浮薄。’
韩忠彦也说道：“补之才气飘逸，嗜学不知倦，文章温润典缛，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。尤精《楚辞》，论集屈、宋以来赋咏为《变离骚》等三书。安南用兵，着《罪言》一篇，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，及修海上诸郡武备，议者以为通达世务。”
晁补之能被苏轼看重，其本身的才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17岁时，从父官杭州，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，山川之秀异，于是写了《七述》一文。此时，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，喜欢杭州美景，欲作杭州赋。晁补之以《七述》谒见苏轼，苏轼“读之叹曰：‘吾可以搁笔矣！’其才学可见一斑。
但是和苏轼一样，这哥们嘴也挺欠的，而且运气是相当不好。苏轼嘴欠，但是只被构陷成功一次，还有章惇这样的大佬捞他，晁补之就不一样了。
晁补之入仕后，初为澶州司户参军，北京国子监教授。元佑初，为太学正，由李清臣荐堪馆阁，经考试后，升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，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，后召还，为着作佐郎。元佑末，绍圣初，大宋王朝政局大变，章悖当国，排斥元佑旧臣，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出知齐州。后“坐修《神宗实录》失实，降通判应天府、毫州，又贬监处、信二州酒税。最后一度在奸党内榜上有名。
而且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多处漂泊，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，自号归来子，羡慕陶潜为人，已经多次上疏请求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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